哲学之极——关于儒学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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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自杀、尤其是大学生自杀不断引来学界关于死亡的话题,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和解说。然而,这些探讨和解说往往忽略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作为意义诠释基础的哲学在其中的责任是什么?具体来讲,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担当是什么?从一定角度来讲,哲学应当承担起“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之两种使命。然而,与西方哲学相对照地看,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在肯定世俗生活并强调“现实关怀”的同时,却边缘化了“终极关怀”这一使命。在对现实利益过度追求的现时代,面对自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儒学如何完成其“终极关怀”的使命,是时代给当代儒学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死亡;现实关怀;终极关怀;儒学;使命

 

   面对屡屡出现的自杀尤其是大学生自杀问题,人们不禁会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很多困惑,而且也不断引起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多种形式的解说。在这些困惑和解说当中,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死亡这样一个与生命同样重要的问题。当然,对此问题,专家、学者可以从很多方面、诸多角度去寻求答案。但是,无论哪个方面、哪个角度的解说都离不开哲学层面的解说,因为哲学问题是一切问题的终极问题,哲学答案是一切问题的终极解答。西方哲学的圣哲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399年)和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都曾说过,哲学就是“预写死亡”。[1]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都认识到,人终究要有一死,故死亡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哲学不能袖手旁观,而必须担负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柏拉图甚至认为,有无自觉的死亡意识,是鉴别真假哲学家的试金石。在他看来,那些缺乏自觉的死亡意识、对死亡问题看不透的人,即使看起来十分博学,也不能算是一个“真哲学家”;只有那些不懈地追求死亡而“专心致志于从事死亡”的人,才配得上“真哲学家”的称号。


  归结起来,人生的基本问题可以有三个:第一个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这个问题包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等。第二个是人的处境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个是人的价值问题。它主要是指人生价值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如果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又可以归为两类:第一个问题可以归属于“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的范畴,后两个问题则可归属于“现实关怀”(practical concern)的范畴。所谓“现实关怀”,是指对人生现世和世俗事务的思考及解答,它的范围圈定在“生命”之内;所谓“终极关怀”,是人指对死亡及其死后事务的思考及回答,它的范围圈定在“生命”之外。既然如此,就人生的角度来看,作为提供意义解释基础和根本性答案的学问,哲学应该包括“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之两极①(polarity)。哲学之“现实关怀”这一极的目的是为人的世俗生活提供原动力,也就是说,它为人的世俗生活提供根据和力量;而哲学之“终极关怀”这一极的目的则是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原动力。因此,在对自杀和死亡问题进行研究时,从“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两个极点契入进行探究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相对于“现实”有限的世俗人生来讲,“终极”永远存在于人生的上方或前方,“终极”和“现实”在人的精神中形成了上下、前后两个张力场。因此,“终极”和“现实”是人生的两个支点,少了哪一个支点,人类生活就会失去平衡。人类的文化史表明,人生是基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之双重维度上的价值判断。而且,人生的“现实关怀”不仅是“终极关怀”的“逻辑”起点,也是“终极关怀”的“现实”起点。所以,由“现实关怀”出发进而解决“终极关怀”问题,使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是科学、宗教以及哲学等诸种文化形态的共同使命。正因为如此,“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作为哲学之两极,被许多哲学学说所共同关注和研究。如,佛教认为:“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2]“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3]佛教主张,依于众生心之“一法”开出“真如门”(对于本体界的说明,即“终极关怀”的范畴)及“生灭门”(对于现象界的说明,即“现实关怀”的范畴),以“二门”作为说明存有现象、原因、依据等等的理论纲骨。这种将存有论归结于“心法”及由“心法”开出“真如”、“生灭”“二门”的理论,即是著名的佛教“一心开二门”之说。

  不仅佛教哲学如此,说到底,许多西方哲学学说也是“一心开二门”的理论架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是既正视生命问题也正视死亡问题的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死亡应是哲学的首要研究课题之一。“因为死亡本身原已包含在生命中,并且是作为附属于生命的东西而有的;而死的反面,生,又完全和死保持着平衡。”[4]在叔本华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体现对生命强烈欲求的意志。既然如此,那么,人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哲学必须为人类提供一种“善于死亡”的“形而上学的见解”,提供一种克服死亡恐惧的“疗法”。叔本华说:“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主要针对这种目的以帮助人们培养反省的理性,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各种宗教和哲学达到这种目的的程度虽然千差万别,然而,它们的确远较其他更能给予人平静面对死亡的力量。”[5]这就是说,哲学作为人生的工具,它存在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为人类“平静地面对死亡”提供精神力量,从而使人能够“毫不畏惧地面对面看着死亡”。[6]“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7],因此,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尼采同样注重死亡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谈论死即是谈论生,怎样的死就反映了怎样的生。他主张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出无限,因此,他呼唤“酒神”精神、“强力意志”和“超人”,提倡人们以乐观甚至迷狂的态度来对待生命。可见,无论是在叔本华,还是在尼采,“死”之“终极关怀”的问题是与“生”之“生灭门”的问题紧密相关的。

  另外一些西方哲学家的研究显然与叔本华和尼采不同,但他们的研究依然透显着“一心开二门”的格局。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研究“存在”问题是受到由于“存在”被遗忘而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刺激。因此,他要通过“诗”与“思”清理人“存在”的基地,进而“拆毁”自柏拉图以来的“存在论史”,从而恢复柏拉图以前“存在”的古义,并由之开出其所谓之“基本存有论”。由佛教“一心开二门”之模型来考量,海德格尔的这种努力就是在开“真如门”,而自柏拉图以来对“存在”的遗忘及其种种后果则属于“生灭门”。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把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造始的近代科学精神看作希腊哲学原有方向的一种“转折”。他认为这种“转折”后的科学精神既是发现,又是“掩盖”。因此,胡塞尔主张把这些“转折”用括号“括住”并暂时“封存”起来,以便向希腊哲学的原有方向之源头回溯。若以佛教“一心开二门”之模型来考量,胡塞尔的这种理路同样是在开“真如门”。事实上,不仅西方哲学如此,对于开“真如门”,中国哲学之佛、道两家的传统向来也能够正视,它们不仅对此意识得很清楚,而且能够把它充分地展示出来。具体来讲,作为“解脱的形上学”[8],佛家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道家的“玄智”都是“真如门”;佛家的“明心见性以证如来”,道家的“守静致笃炼神以还虚”,都是达至“真如门”的途径。由上述可见,哲学其实就是通过现实的“生灭门”以开“真如门”的理论致思。


  然而,作为中国哲学之主干的儒家哲学不仅与上述西方哲学不同,也与中国哲学之佛、道两家不同。若就“一心开二门”的架构来看,儒家哲学具有重实用轻精神的明显倾向,它主要是在“生灭门”内打转,主要讨论怎样处世做人、怎样处理人际关系等,儒学通往“真如门”的路实际上是被阻滞了。牟宗三(1909-1995年)曾以“具体感”和“抽象感”一对概念还解说此问题。他在一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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