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中的“死”与“赎”
  作者:未知    来源:莫运平     查看:693次 字体:

   内容提要:是强调从死亡中的得赎还是接受死亡的绝对实在性是基督信仰与非基督信仰的一个区别。基督教承认“在死”是人的属性与本质,但其精神意向是,要在与耶稣基督的同死同活中获得新的生命,得到救赎。受基督教的影响,西方文学在描写死亡时也总是极力地想把人从“在死”中赎出,它宣扬要以“爱”战胜死亡,并反对以神的名义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关键词:基督教;西方文学;死亡;救赎

    “在死”是人之属性,将人从“在死”中赎回属基督宗教带给西方特异的观念。古希腊文化没有基督教的赎的观念,“死亡”在他们看来是命运所定,是神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正处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古希腊人更多的是重视现世的成就与功名,注重带着肉身的在世生活。所以,古希腊人并不言战胜死,而只以死后的可怖来突出现世的美好。但是,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死亡”在西方文学中有了全新的含义,受到基督精神浸润的西方文学面对“死亡”时开启出了迥异于古希腊的死亡意境。如何将人从在死中救赎出来,成了西方文学探讨的一个恒久主题。言清这一主题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地对西方文学质性的理解。
    一、
    死亡于生命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每个有限个体所无法回避与勾销的。它于生是断然的否定的意义还是像黑格尔说的否定的否定的意义,全在乎是否认信到了耶稣基督是否突入了此世。没有认信,死亡便成为“绝对的实在性”。便只剩麦克白对死的感叹:
    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乎所有的昨天,不过是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短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这是麦克白面对死亡来临时对生的嘲弄,在死的绝对性面前,生的意义荡然无存。麦克白看到的只是死造成的事实形态。其必然结果就是,死亡的事实反过来又否定了麦克白个体的生的意义。麦克白悲剧的意义就在于他的生死本身的无意义提供的价值意蕴。
    对于死亡绝对实在性的接受更强有力的支持是耶稣基督本身的死的自然性因素,即耶稣本人面临死亡时,也没有战胜自然法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中写到伊鲍里特从一幅宗教画上看到,从十字架上被抬下来的耶稣只是一个人的尸骸。伊鲍里特从上面感觉到的只有死的无意义:
    在看这幅画的时候,人对自然就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它好像一个巨大的、残忍的、不出声音的野兽,或者说得正确些,虽然有点奇怪,它好像一台最新型的巨大机器,漠不关心、毫无怜悯地抓住一个伟大的、珍贵的生物,把它揉得粉碎,吞下了去,——这个生物本身的价值就抵得住整个自然,一切自然法则和所有土地,也许地球就只是为了这个生物出生而创造的呀!这幅画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黑暗、傲慢、无意义、永恒的一切东西都要服从它的力量的观念。
    伊鲍里特从画里感到的是死亡对世间万物的绝对统治力量。死亡让人与自然疏离,让人觉得此世也不是人的家园。对死亡的这种感受不纯粹是从情感出发使然,在西方更多的是理性主义的伴生物,是启蒙的结果。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以理性来分析自然与人之处境,自然与人同时都丧失神秘的光芒。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当人反观自身的意义时反而发现人已经进入无根基时代。理性主义在短暂的历史时段来看是解放了人的创造力,但在精神上实是使人降格,是使人屈尊于与动物的同等地位——因为人无非是理性的动物而已。在理性主义眼中,任何事都必须依理性的名义而行,任何事都必须寻求一个理性的解释。但是,死的意义却无法仅仅从理性寻求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在加缪的《局外人》中我们听到了现代人对伊鲍里特的回声:
    别人的死活、母亲的慈爱,对我还有什么意思?既然我自己,只有一种命运在等待着我,那么,他所说的上帝、别人所选择的生活、所奠定的命运,甚至于成千上万和他同样幸运的人都自知名人士是我兄弟,对我还有什么意思?这些,他懂得么?他明白么?大家都幸运,世界上只有幸运的人。不管是谁,有一天都注定要死。连他本人也是一样,也注定要死。
    局外人默尔索所说的“他”是为默尔索祈祷的神父。神父的上帝遭到了默尔索冷冰冰的理性的解构。默尔索看上去有的只是荒诞的心灵,但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所结的苦果。正是出于对死亡对人的意义挑战的回应,基督教的将人从“在死”中赎出才突显出它的光辉来。   二、
    言说从“在死”的状态与过程中救赎人明显不是从自然或历史的维度为之,而是从信仰的维度来观照死与生的关系。刘小枫说:“由死亡的变无推出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的变无,同样不合乎逻辑。死亡的虚无性并不能推导出神圣的东西的非真实性,因为,神圣的东西的性质并不以本然生命及其存在形态为自己的依据。”1 )自然的死亡是事实性形态,而神圣的东西是立足于超自然形态的。两者之间的联系甚至转换只有在精神界才能达成。生死意义的更新只有上帝的出场才有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述询问就是提出了上帝对于理解死的意义:
    现在请你设想一下,世界上不存在上帝,灵魂也并非不朽(灵魂的不朽和上帝是同一回事,同一个意思)。那么请问,既然我在世上终归要死,我何必要好好生活,积德行善?既然不存在灵魂的不朽,那事情委简单,无非就是苟延残喘,别的可以一概不管,哪怕洪水猛兽。如果这样,那我(假如我只靠自己的灵活与机智去逃避法网)为何不可以去杀人、去抢劫,或者不去杀人,而直接靠别人养活,只管填饱自己的肚皮?要知道我一死就万事休了!2 )
    这种设想是无法反驳的——如果不带着信。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像默尔索一样陷入虚无,而是在不断地认信基督。普世宗教对所有灵魂都是敞开的,“你寻找,你就得到。”也许,“信”在理性主义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姿态,但是,理性主义对死的无意义的诘难在“信”面前同样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死亡除了它的事实形态,在人面前展现出了它的价值意蕴,我们从西方文学中到处可见对死亡的歌唱,如济兹在《夜莺颂》里抒发对死亡的向往:“我暗中倾听;唉,有好多次/ 我差点儿爱上了安闲的死神,/ 我在构诗时多次轻唤起他的名字,/ 要把我宁静的气息带进空中;/ 如今死亡要比以往更壮丽,/在半夜毫无痛苦地死去/……”。
    “无痛苦中死去”是视一切都归于幻灭,还是凸显对某一价值实现的要求呢?唤起死神的名字,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以死神本身的名义呢?在死亡面前,这无疑也是信与不信的一个分歧。以死神的名义呼唤死的来临,所有的生将被死所活活卷走,现世一切对于个体都是虚无,人将无所恋生。以神的名义求告死,并不是否弃生,而是以一种入世化的拒世情怀来拒斥生,此世的生并不是神的理想,但必须由生才能转换到死后之生。所以,象拜伦、雪莱、济慈、诺瓦利斯、霍夫曼这一批浪漫主义诗人,不断地发出了对坟场、地狱、尸骨、寂灭世界的最惊世骸俗的呼唤,但也正是他们“把自己的歌喉无私地献与人世间光明与炽热的生命,献与流云。献与朝霞,献与夜莺,献与恋人鲜花般的笑脸。”雪莱在济慈死后,写挽诗哀悼:
    他已飞翔在我们黑夜的阴影外边;/ 嫉妒和诽谤和憎恨和痛苦,/被人们误解为欢乐的不安,/再也不能够触动他,给他带来磨难;/ 人世间慢性污染的病毒他已可幸免,/ 他已经可以不再为了一颗心的冷却,/ 一头青丝的变白而徒劳无益地兴叹;/ 也不必在心灵的自我已停止燃烧时/ 用了无星火的灰烬去装填无人惋惜的瓦罐。
    人生的喧嚣与死后的宁静在诗中形成尖锐的对比。然而,诗人是在歌颂死亡,是在表达对死亡的向往吗?否。在死亡带来的宁静后面,不难体会出诗人面对人世的“嫉妒和诽谤和憎恨和痛苦”的仰郁难平之气。诗人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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