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传播的内省式思考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
  作者:柯昌勋    来源:众智文化论文网     查看:2369次 字体:
  摘要: 《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书的主题意识和思想倾向是众说纷纭,在学术界,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而要深刻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主题意识,仅单单从文本一个角度入手,是不够全面和立体的。理解作家在文学创作的作用和地位也是理解文学作品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客观环境的刺激而产生心理活动的这一过程,在传播学中称为“人内传播”。本文将从传播学中自我传播的视角出发,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倾向提出新的认识和解读。
  关键词:三国演义;思想倾向;人内传播;创作动机
  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的主题思想,一直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至今为止,也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据不完全统计,学者们大概总结出了数十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主要的有:“宣扬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应人们愿望说、反应三国兴亡说、歌颂仁政说、歌颂统一说、分合说、讴歌贤才说,等等。”[1][P178]之所以会产生较多说法,究其原因,可能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认识仅仅是基于对《演义》文本的解读上。一个作家在创造文学作品之前,总有形成其创作驱动力的思想意识——即“为何要创作”在引导作者完成作品,把握了作家的这个动机,对于理解其作品思想主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将《演义》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来看,其传播者,即作者本人的创作心理动机对传播主题的选择有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因素。作者的创作心理动机的产生可以理解为自我传播内省式思考的一种结果,而内省式思考又贯穿于作者构思成书的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继而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传播。因而,从自我传播的层面上把握作家创作动机、构思和物化的文学创造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一层次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
  一
  传播学认为,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又称自我传播或内在传播,指的是“认知主体以自我为对象,以固有信息和现实的新信息为操作内容,以应对环境为目标,而实现的对自我认知、自我改造的过程。”[2]内省式思考又是自我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定义是“短期的,已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的自我反思活动。”[3][P77]美国自我理论家G·H·米德研究认为,内省式思考只有在人遇到问题性情景(problematic situation),例如困难,障碍等新的问题时才会发挥作用。延伸到文学创作中而言,这里的问题性情景指的是作家进行文学创造的需求性,即作家的创作动机。对于《演义》而言,作者罗贯中的创作动机究竟是什么,现已无法得知,但除了可以从文本作品来理解外,还可以结合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的社会背景、自身经历两个方面作一个研究和剖析,进而从这几个侧面来进一步理解《演义》的思想倾向。
  文学理论中,作家必须要有两个条件才能形成创作动机,一是“内在需要所鼓动”,二是“外部刺激相迎合”,二者相融合的阶段就是作家进行自我传播的过程。要理解《演义》的思想倾向,首先必须对作者罗贯中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由于关于罗贯中的生平资料比较少,因而对其生卒年,以及《演义》成书年份,学术界的看法不一。但是比较可信的是,罗贯中大概生活在元末明初这段历史时期,《演义》“可能是于明初开笔,其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以后。”[4][P280]
  罗贯中不仅仅是一位文人。明代王圻的《稗史汇编》中说其“有志图王”,清人顾苓的《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说他“客霸府张士诚”。“图王”也好,“客霸”也罢,在这里不作过多讨论,但可以说明,罗贯中不是一位远离政治,潜心写作的文人,相反,他是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有志文人,这也是其在文学创作上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元朝末年,政局动荡,战火纷纷。随着农民起义的大规模兴起,元朝衰败逐步走向灭亡。作者身处乱世,对政治安定和的天下太平有所期待,据有学者研究,罗贯中甚至是参与到元末的农民战争之中的,可见政治对罗贯中的影响力之大。元代的汉族文人志士不仅政治社会地位低下,受到蒙古统治阶级的层层压迫,而且在投身政治做官的几率也非常小,从元朝开国计算,科举制度被废除长达半世纪多,“那时汉人,特别是南方人,在政治上是不用想有什么建树的。”[5][P597]元朝灭亡后,文人的境况也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朱元璋在文化上施行严格的思想控制,科举考试以禁锢文人创新思想和独立见解的八股文为考试办法,并且还制造出了多起文字狱,“如果在一篇文章里,有几个字引起他的猜疑,作者就会遭到杀身之祸。”[6][P295]因此,元代政治压迫、乱世动荡以及明初的文化禁锢的社会经历给罗贯中的文学创作带去极大的影响。在政治愿望无法达成的前提下,社会大环境所给的生活经历成为了罗贯中创作《演义》的外部刺激,从而生成了罗贯中创作《演义》的内在需要,在此二者交融的鼓动下,内省式思考在罗贯中自我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形成了文学的创作动机。由此分析,可知,罗贯中在创作《演义》时,是带有政治憧憬的。
  二
  内省式思考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与个人周遭环境和他人形成联系,从而发生作用。个人需以他人对事物的评价或观点为借鉴,在与他人发生联系的基础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时,构思一部文学作品的立意需参考社会环境与舆论评价,以确定自己的思想倾向。当然,现在无法从《演义》作者罗贯中自身出发妄自揣测其思维方式,但是,可以从其创作的《演义》材料组织以及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刻画来侧面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
  《演义》并不是罗贯中想象构思创造出来的,它是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术传播的基础上,通过作家加工创作出来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也就是说,罗贯中在写《演义》时,是有借鉴或者是创作依据的。元代以前,三国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陈寿《三国志》是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记录三国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史书,其后三国故事也零零散散地见于一些文人的书中。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有关三国人物的奇闻异事,丰富了三国故事的内容。隋唐时期,三国故事开始搬上了戏剧舞台进行表演,发展到宋代时,已成为民间说唱艺术的重要演出内容,“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7]是当时三国故事传播过程中,社会舆论和评价的最好体现,可见,当时社会舆论或评价的基本倾向还是尊刘贬曹的。到元代戏曲繁荣发展之时,已出现不少以三国为题材的剧本,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情节更加生动,重要的故事情节已初现端倪,其中一半以上的剧本都将蜀汉人物作为剧本的主要人物,曹操的人物形象基本以“奸”为主,刘备的人物形象基本以“仁”为主,可见此时在三国故事传播的社会环境里,社会评价和舆论已经倾向于尊刘贬曹。其中元代建安虞式刊本《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以下简称《平话》)的影响力最大,是罗贯中创作《演义》的基础。
  在《平话》里“张飞督邮”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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